第二十三章24（1 / 2）
公元200年，“衣带诏”事件爆发。《后汉书献帝纪》是这样记述的：建安五年春，正月，车骑将军董承、偏将军王子服、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，事泄。壬午，曹操杀董承等，夷三族。
《资治通鉴》是这样记述的：初，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，与刘备谋诛曹操……刘备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、将军吴子兰、王子服等同谋……建安五年春，正月，董承谋泄；壬子，曹操杀承及王服、种辑，皆夷三族。操欲自讨刘备……
“衣带诏”事件的经过，史书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：曹操控制了献帝后，经常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献帝沦为傀儡，献帝不堪曹操专权，刺破手指，用血写了一封诏书，献帝把诏书缝在衣带里。
诏书内容如下：朕闻人伦之大，父子为先；尊卑之殊，君臣至重。近者权臣操贼，出自阁门，滥叨辅佐之阶，实有欺罔之罪。连结党伍，败坏朝纲，敕赏封罚，皆非朕意。夙夜忧思，恐天下将危。卿乃国之元老，朕之至亲，可念高皇创业之艰难，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，殄灭奸党，复安社稷，除暴于未萌，祖宗幸甚！怆惶破指，书诏付卿，再四慎之，勿令有负！建安四年春三月诏。
献帝把“血书密诏”秘密赐给国舅董承，董承接诏后，与长水校尉种辑、议郎吴硕、工部侍郎王子服、左将军刘备、昭信将军吴子兰、西凉太守马腾、太医吉平等人共同密谋灭曹。建安五年正月初九，有人泄密，曹操大开杀戒，除马腾离京、刘备出逃外，其他参与的人全部被杀，这些人全被诛灭三族，曹操余怒未消，带剑入宫，当着汉献帝的面，把董承的女儿、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人杀了，令人发指。如果这是史实，京剧里的曹操一直都是奸诈、多疑、凶诈的白脸形象，一点都不冤。
密谋诛曹这事是怎么泄密的呢？泄密的人又是谁呢？史书说董承得到献帝的衣带诏后，一夜无眠，待到天明，把诏书放在几案上，昏昏睡去。次日，董承把衣带诏的事先后跟长水校尉种辑、议郎吴硕、工部侍郎王子服、左将军刘备、昭信将军吴子兰、西凉太守马腾、太医吉平等人说了。
事关诛灭第一权臣的诏书，这个需要绝对保密的诏书董承看完后就随意的放在几案上，他就不怕他睡着的时候有人偷看？董国舅太马虎了。第二天，他又把衣带诏诛曹这事跟很多人说了。诛曹这事要绝对保密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知道的人越多，泄密的可能性越大，这个基本道理董承都不懂，董国舅办事太不靠谱了，难怪刘备后来知道有这么多人参与后，很后怕，忐忑不安。董承比王允差太远了，王允策反吕布杀董卓，董卓临死前才知道吕布背叛了他，王允的保密工作做的多么到位。
董承把衣带诏诛曹这事搞的像公布重大利好似的，广而告之，人多不一定力量大，如果大家目标不一致，人多反而会坏事，董国舅把一个需要低调、谨慎、秘密运作的事搞的跟请客吃饭似的：亲爱的朋友一起来，今天我请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叫我去杀曹操了，大家开不开心，意不意外，来，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，明天我们去把曹操给杀了……
董承作为总策划人，把诛曹这事想的太简单了，他对泄密一事要负全责，他的保密工作做的太不到位了。
泄密的人是谁？史书上没有说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说这事是董承的家奴泄密的。董承在和太医吉平探讨“趁给曹操治病时投毒除掉曹操”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时被秦庆童在门外听到了。后来，秦庆童与董承的小妾眉来眼去的，被董承发现了，董承打了秦庆童四十大板，秦庆童报复董承，向郭嘉告密了。衣带诏诛曹这事就这样败露了，董承不仅害死了自己和家人，还连累了很多无辜的人。谋事在人，成事还得要靠谱的人。办事不靠谱，害人进坟墓。
“衣带诏”事件震动朝野，曹操几乎铲除了所有的反对派，彻底掌控朝政，成为东汉帝国话事人；蛰伏在曹操身边的刘备提前跑了，幸免于难，他脱离了曹操后，举起反曹大旗，与曹操决裂，拉开了两人几十年“缠斗史”的序幕。
关于衣带诏事件，一些史书在记述这个事件时产生了分歧，最主要的分歧是献帝究竟有没有授予董承诏书。关于“衣带诏”事件的真伪，一直充满争议。“衣带诏”事件是真的吗？那封“讨曹诏书”究竟存不存在？
除了《后汉书•献帝纪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对这个事件有记述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也记述了这个事件，它是这样写的：建安五年春正月，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，当诛曹公。
献帝究竟有没有授予董承诏书？《后汉书》说的十分肯定，点明董承接到了献帝诛杀曹操的诏书。《三国志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的说法含混不清，前者用了一个“辞”字，后者用了一个“称”字，用这两个字意在指明：献帝给他密诏这事是董承自己说的，是不是真的有密诏？密诏是不是献帝给他的？没有明确说明。
史学家在作史时，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客观的还原史事，他们会受其所处的时代、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形势的影响。
《后汉书》成书于南朝宋时期，南朝宋的统治者以汉室后裔自居。南朝宋时有一部小说《世说新语》，其中就充满了对曹魏政权和曹氏一族的各种明讥暗讽，著名的“七步成诗”便出自此书。在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环境下，《后汉书》的立场可想而知。曹操受封魏公、魏王，有来自献帝明确的诏令。但是，在《后汉书》中却记载为“操自立为魏公”、“自进号为魏王”。范晔这样表述意在抨击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做法，贬损曹魏政权的合法性。
而成书早于《后汉书》的东晋袁宏的《后汉纪》对“衣带诏”事件的记述就很客观：五年春正月壬午，车骑将军董承、偏将军王子服谋杀曹操，发觉，伏诛。初，承与刘备同谋，未发而备出。《后汉纪》对“衣带诏”一字没提，对不能确定的事，宁可不说，也不能妄自揣测，这才是写史书的正确态度。所以，关于“衣带诏”事件，《后汉书》作为的参考价值不比上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。
司马光治史态度严谨，其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目的是写出一部对治国平天下具有借鉴意义的“帝王之书”，对真实性的追求，《资治通鉴》已经做到了极致。在选择“衣带诏事件”相关史料时，司马光摒弃了《后汉书》的说法，借鉴了《三国志》的说法。《三国志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对献帝是否授予董承诏书一事故意用含混不清的字来描述，委婉的表达了“献帝给董承诏书一事”是董承杜撰的。
光通过对史书用字的推敲，不足以作为判断“衣带诏”事件真实性的有力证据。“衣带诏”事件当事人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，让我们搞清楚“衣带诏事件”到底是不是史实呢？
刘备是“衣带诏”事件的当事人，如果“衣带诏”事件是真的，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？史书有没有相关的记述？可是，在现存史料中，没有刘备谈及诏书内容的任何记述。
刘备的政治主张是灭曹兴汉，献帝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诏书无疑是攻击曹操的最好武器，刘备如果将其内容公之于众，既曝光了曹操胁迫天子、无人臣之礼，又可以号召以“实现东汉王朝伟大复兴”为最高理想的仁人志士与其联合反曹，实现振兴东汉大业，这对刘备的事业百利而无一害。然而，刘备终其一生都没有说过一句有关诏书内容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