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（二）797（2 / 2）

鸦片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，至此开始暴露。而此前，鸦片早已悄悄地在“公行”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。而且，随着政府勒索加重，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。

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，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。

有学者统计，从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到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，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、文告，旗帜不可不谓鲜明、态度不可不谓坚决，但是，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，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，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，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，其身价大为提升。

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，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：“然法令者，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，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，棍徒之计谋愈巧”。

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：“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，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;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，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;但是总督、粤海关监督、巡抚、提督、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，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，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。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，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，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;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。”(马士《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》)

除了从广州的“公所基金”、澳门的“行贿基金”等处间接受益外，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，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受益。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，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，上至副将、守备，下至普通士兵。拿获鸦片之后，他们要么“私卖分赃”，要么“得胜放纵”。

到1826年，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，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：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(折合如今720万元人民币)买路钱，缉私者则“放私人口”，为走私护航。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，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——这已经不是贿赂，而是分红了。

在猫鼠同盟中，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。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，“专以护私渔利，与南洋船约，每万箱(鸦片)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，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，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，保报总兵，赏戴孔雀翎。水师兵人人充紊，而鸦片(走私量)遂至四五万箱矣”。

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，“收受陋规，每船得洋银四百圆、六百圆不等”，水师收入“得自粮钠者百之一，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”——缉私者的收入，居然有99%来自走私的分红，也难怪出现了“海口兵弁代藏毒品”的故事，甚至，“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，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”。

马士在《远东国际关系史》中指出，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，“禁烟造成关税停征，但是却被贿赂代替，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。”

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：“用不着说，帝国官吏是贪污的;在违禁品的征课上，他们所干的，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、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，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。非法贸易的扩张，之所以超过为“公行”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，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。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，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。”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，“一等交涉停当，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，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。”

此后，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，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。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，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，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。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，就是把行商和“公行”推向第一线，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，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，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，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，抬高“寻租”的行情，又不必亲自动手，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。

6、禁烟幕后的推手

在几次被“钓鱼执法”后，忍无可忍的行商们，在1821年向外商们发出书面警告：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，否则“公行”只能提请官方强力介入;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“甘结”(保证书)，“公行”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。而“公行”的担保，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，没有担保，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。

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，“公行”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，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，其中英国商船3艘、美国商船1艘。官方随即对这4艘船予以强制驱逐。4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做“外海”的伶仃洋，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“伶仃洋时代”，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。

而“伶仃洋时代”的最大变化，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，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——外商们越过了华商，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，用马士的说法，这“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”。

马士将鸦片走私的“伶仃洋”时代，分为3段。第一阶段，从1821~1828年，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，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 鸦片，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，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~1821年的年均4494箱，增加到1821~1828年的年均9708箱。

1828~1835年，是“伶仃洋”时代的第二阶段。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，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，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。这一时期，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。

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，“伶仃洋时代”进入全盛时期。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，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。鸦片走私大干快上，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。

在“伶仃洋时代”，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，因为原先的“硬通货”鸦片被禁，无法以货易货，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 片后的白银，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，多了道程序。但这一来，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，而没有把柄可抓。

一个“干净”的商人，对一个期待“不干净”的官员来说，就是一笔损失——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。同时，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，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，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干部当干部看了，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。

既得利益的沦丧，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，并试图惩罚那些破坏潜规则的人。“现在，外国走私商们把这张从非法贸易征集非法陋规的网撇开了，官吏们体会到他们所贪图的那部分好处竟被掠夺了，他们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份好处，才愿意闭着眼睛不管的;于是一个用一场奏折、谕旨、告示、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。”(马士《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》)

主张禁烟的林则徐等，突然发现自己赢得了体制内同僚们前所未有的支持，尽管那些同僚很长时间都从鸦片走私中分得巨大的红利。而后世的读史人，也往往想不到，被爱国口号包装的反鸦片斗争中，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利益博弈。

鸦片战争前，清帝国的腐败就已经名扬全球，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，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，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“技术”层面的问题。

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，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(皇帝)彰显自己私心的标志，并因此将“潜规则”作为主流;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，导致“苛敛”与勒索成为官僚体系、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“潜规则”。

当“潜规则”成为体制主流后，官僚基层“搭便车”勒索便成为常态，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，而这又大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，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“潜规则”占据;最后，“腐败化的制度”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“制度化的腐败”工具，并加速了整个体制、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