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曾经强推“义务教育” 而不得民心1018（2 / 2）

考虑到当时时局动荡、战乱频仍的事实，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要想实现推行义务教育，开启民智的宏愿，实在过于理想主义了。以广东为例，从1913年—1919年，全省每年的教育开支只有三四十万银元，整个业界“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”，哪有能力推行义务教育呢？直到1919年，据统计，全省在学儿童只有近17万人，只占了适龄儿童总数的5%。“5%”这个数字，彰显了知识精英丰满的理想与民国初年文盲扎堆这一“骨感”现实之间的差距。

1921年，广州建市，政局略略安稳了一些。当年3月，陈独秀受邀南下，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，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廖仲恺、许崇清等名人。这些社会名流雄心勃勃，很快就制定了义务教育分年推进办法，计划用六年的时间，在整个广东逐渐推行义务教育。如果手头没几个银元，这个《办法》也难免“纸上谈兵”的命运，要说陈独秀在这方面的“议价”能力还是很强的。1921年，广东的教育经费开支突破了200万元。

之后，随着政局渐趋稳定，广东的教育开支不断增加，到1928年，全省教育开支达到了近千万银元，就全面推行义务教育而言，这点钱仍是杯水车薪，但与民初“捉襟见肘”的窘境相比，还是有所改善。经费奇缺的困境略有缓解，师资短缺的问题又摆到了台面上。当时虽说有教师资格考试，但“无证上岗”的小学教员大有人在。1930年8月，“广东省立小学教员补习函授学校”挂牌成立，专门招收“无证人员”，每次补习历时一年，补习内容则涵盖了教学法、教师管理、儿童心理学等领域，至于一年到底能学到多少，则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。

无奈变通：一年制小学大行其道 只求孩子认得几个字

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是有所效验的，民国初年，广州不过只有寥寥几所市立小学，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，市立小学已增加到80多所，学生总数近3万人。即便如此，义务教育也不过是“星星之火”。1935年，省教育厅做了个统计，发现全省300多万名学龄儿童中，只有100多万人上了学。广州虽贵为省城，儿童的失学率也高达63%，实在说不上有多光彩。

虽说官方规定公立小学不收钱，但财政投入有限，学校自会想办法“创收”。一所市立小学一年到头的杂费总得开支掉好几块银元，如果孩子要加入“童子军”，光服装费就要十数银元，对穷家小户来说，这还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因此无奈弃学者，大有人在。

再说，那时的公立小学全都要考试，富人家的孩子往往会先去上个补习班啥的，再来报考，穷人家的孩子帮父母干活还来不及，既没钱也没时间去上补习班，自然不如“富二代”有胜算，如此一来，义务教育反而便宜了“富二代”。

“四年制义务教育”推行缓慢，官方退而求其次，转而推行“一年制义务教育”，美其名曰“短期小学”。短期小学真正做到了免费，连纸笔都是现成的，教的内容也只有“国文”一科，换言之，不过是教孩子们认识几个字，不做睁眼瞎而已。
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，有些穷人家不愿送孩子来上学，恰是“免费”惹的祸，因为官家向来无利不起早，如今“短期小学不收学费，课本和学习用品也免费供给，现在官厅更强迫入学，一定对孩子有一点不利”，至于到底哪一点“不利”，他们没法想清楚，反正不去上学就对了。对此，知识精英们只能徒唤奈何。

数说清朝末年，官方出台《强迫教育章程》，共有10个条款。按《章程》规定，全国各地必须广设劝学所；各省城城须设蒙学100处，各府州县设40处；孩子年满7岁一定要入学，否则“罪及父母”。

1912年元月，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》(以下简称《通令》)。全国的学堂从此全改名叫学校，初等小学上4年，简称“初小”。

从1913年~1919年，全省每年的教育开支只有30多万银元。到1919年，据统计，全省在学儿童只有近17万人，只占了适龄儿童总数的5%。

1921年，广东的教育经费开支突破了200万银元，之后不断有所增加，到1928年，全省教育开支达到了近1000万银元，业界“捉襟见肘”的窘境有所改善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广州市立小学增加到80多所，学生总数近3万人。即便如此，义务教育不过是“星星之火”，广州儿童失学率仍高达63%。

广州儿童失学率仍高达63%，更何况大陆内部的偏远落后地区的儿童失学率是有多高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