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百七十四章 儒学正统775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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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着老夫的名头招揽人才就罢了,居然将老夫的《五经正义》都给利用里,是可忍孰不可忍,老孔气得胡子乱翘想杀人!

这部《五经正义》孔颖达毕生心血之所在,就想着这辈子将这部书编撰成功,皆以名垂后世功成名就,受到后世儒学子弟敬仰。可房俊这么一弄,必然天下学子云集,到时候这本书成了儒家一大盛事,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与老子何干?

可这话又有些说不出嘴,难道要说我编撰这本书就是为了名垂后世,至于什么“兼容百氏,融合南北”根本就是噱头?

孔颖达的确有借书成名的心思,当然并不完全如此市侩!现在被房俊这么一掺和,老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!

这个气啊!

眼看孔颖达气得快到高血压了,房俊赶紧解释道:“此书规模浩大,绝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担。若是能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,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,后代学者有所钻仰,岂不是儒家一大功德,作为主编的您来难道就不是备受后人敬仰的先贤圣哲?而且越是多的人参与,这本书的影响力就越大,说不定就可以让《五经正义》被朝廷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,若是当真如此,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。到那时候,您就是一个对儒家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。”

孔颖达仔细思索,觉得房俊的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

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,师说不一。

当时《诗》分齐、鲁、韩三家,《书》分欧阳、大小夏侯,《礼》有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其中《礼记》分大小戴,《易》分施、孟、梁邱、京,《春秋》既分公、谷二传,公羊又有颜、严之学。

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“师法”。

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,于是又分出“家法”,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。就像树干分枝,校又分枝,枝叶繁茂,渐失根本,经义难明。故有“学徒劳而少功,后生疑而莫正之叹”。

后来古文畅兴,纠葛更生。

《诗》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,《易》有高费与施孟争胜,《春秋》有左传异军突起,《礼》又出现《周礼》与分高低,《书》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……

文字今古,师说歧异,种种分歧,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。

在此之前,曾有三次全体学术界的大讨论。

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,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,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,遍注群经。

石渠阁之会,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,讨论结果,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,反而增立博士,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;白虎观之议,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,结果著为《白虎通义》,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,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,并未达到学术统一的目的。

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,倒还可以容忍,但天下统一之后,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,开设明经、进士科取才以后,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,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。

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监学生,准备择优录用,可是“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,师训纷给无所取正”,答案不能同意,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……

这就尴尬了。

而随着本朝科举考试兴起,众多儒门学子得到了晋升机会,偏偏由于儒家经学的答案不统一,给经学考试带来极大的难度,因此房俊在领导科举考试改革之时,便大量删减经学的考题,反而增添了大量有关国学和算学的试题。若是经学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,岂有沦落至如此境地?

嗯,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压经学还是什么,反正儒家子弟就是这么想的……

作为儒学领袖,孔颖达编撰《五经正义》的初衷,便源于此。 房俊对此倒是不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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