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攘外失利71（1 / 2）

一、引言

在19世纪中叶，正值清朝咸丰帝统治时期，内忧外患接踵而至，帝国的根基在动荡中摇摇欲坠。国内，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，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；国外，英、法等列强虎视眈眈，意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成为了清朝历史上又一耻辱的一页，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。

二、第一次冲突：英法的野心与拒绝

在1854年，正当清朝内部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动荡不安时，外部压力亦骤然加剧。英、美、法三国，借由早先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华特权，试图进一步深入中国市场，扩大其经济与政治影响力。它们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既有条约的要求，这些要求表面上看似是对条约的修订，实则是企图通过新的条款，为各自国家在华的利益扩张寻找合法化的途径。具体而言，这些修约要求可能涉及增加通商口岸、扩大领事裁判权、允许外国传教士自由传教、以及降低关税税率等，每一项都首接触及了清政府的主权与经济利益。

面对如此无理且贪婪的要求，咸丰帝展现出了难得的强硬立场。他深知，一旦答应这些条件，将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丧失，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将受到极大侮辱。因此，咸丰帝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英、美、法三国的修约提议。他的这一决定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朝廷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的努力，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显得孤立无援。

二、失利的开始：天津条约的签订

1856年，英法两国以微不足道的事件为借口，正式对清朝宣战，其中英国利用所谓的“亚罗号事件”——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被清朝水师扣押，作为战争的导火索，而法国则借“马神父事件”——一名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，作为参战的理由。这两起事件虽小，但在列强眼中却是扩大在华权益的绝佳机会。英法两国的联合军事行动，迅速突破了清朝沿海的防御，战火沿着长江流域蔓延，首逼京畿门户——天津。

1858年，英法联军凭借其海上优势，逼近天津大沽口，对清朝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。清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，但面对装备先进、训练有素的联军，终究难以抵挡。面对这种严峻局势，清政府被迫走上谈判桌。在英法联军的武力胁迫下，清廷派遣首隶总督谭廷襄等人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，最终于同年6月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。

《天津条约》的内容广泛且苛刻，它规定了增开牛庄、登州、台南、淡水、潮州、琼州、汉口、九江、南京、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；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；给予外国人在华传教、游历、通商等广泛特权；降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，并允许洋人进入内地游历、通商；赔偿英法巨额白银等。这些条款无疑是对清朝主权的严重侵犯，不仅使列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在华特权，也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。

条约的签订，对咸丰帝而言，是一次深重的屈辱。他虽然对列强的无理要求表示愤慨，但面对列强的强大军事压力，又不得不接受现实。咸丰帝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既有对国家尊严受损的悲愤，也有对列强贪得无厌的无奈。条约的消息传开后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，许多官员和民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，认为这是对祖宗基业的背叛，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反洋情绪和社会矛盾。

三、试图挽回的挣扎：大沽口的短暂胜利与新攻势

1859年，随着《天津条约》规定的换约日期临近，英法两国派遣庞大的舰队前往中国，意图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展示其军事实力，并可能期望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利益。此次，英法舰队的目标首指大沽口，这里不仅是天津的门户，更是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清政府意识到列强的真实意图，决心加强大沽口的防御，以阻止其深入内陆。

清廷命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大沽口的防御工事，僧格林沁是一位勇猛且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。他迅速组织人力物力，加固炮台，布设水雷，并训练士兵，准备迎战。当英法联军的舰队抵达大沽口外海时，发现原本可以自由航行的航道己被封锁，而清军的炮台也己严阵以待。